本网讯：2008年4月，石山《大农业战略的思考》一书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。作者从事农业工作五十年，对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浓厚的感情。离休后近十年笔耕不辍，论文集中的观点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挑战性。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，现将作者简介、本书序言和跋文附登于后。

　　一、作者简介

石山 (资料图片)
　　石山，1915年末生，1936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，193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0年春调赴延安，1942年秋调到晋绥解放区。1950年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农村组，从此未离开农业战线。1955年调到由谭震林领导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农村组。1978年春任中国科学院支农办主任。1979年任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主任，并任该院的副秘书长（副部长级）。1982年冬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。其主要代表作是《大农业战略的思考》一书。
　　二、序言
三十年探索回眸
石山
　　1977年底，我62岁，进入老人行列，却又走到十字路口，三个单位要我，两个升官，一个探路，选择了后者，即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。离开中科院后，探索未停，涉及面更广，到2007年底，整三十年。回眸探索历程，收获良多，感触良多，心情愉快，毫不后悔。现记其大者，既存往事又供参考，对自己则是反思。
　　一、在中科院五年，遇高人指点，实验工作有进展，自己也脱胎换骨
　　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，与地方协商后，选了五个县，分布在东中西部，又分属当时的四类县，即大寨县、学大寨先进县、一般县和贫困县。新建三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，加上划拨过来的水土保持研究所，分别负责五个实验县的探索工作，并兼顾所属区域的农业现代化研究。这种布局清楚的表明是真心实意的探索，难度大，实用价值更大。
　　如何进行？上面没有具体指示，也没有样板，是一件要自己摸索的艰苦活动。
　　专家们说，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按自然规律办。钱学森同志也关心此事，托人转告，“农业是一个复杂大系统，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，搞出一个发展规划，按之实施，否则，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”。李昌同志同意这样做，我们先办培训班，培养搞规划的骨干，钱老派两位副教授来讲课，之后，一同到湖南桃源县实践。连续办了几期，不少单位派人来听课，我们采取来者欢迎的态度。不仅五个实验县都作了规划和实施，其他单位也搞了不少县、乡级规划进行试验，后来搞生态农业县的县也采用此法搞规划和实施。这个方法把发展生产、富县、富民与建设生态环境统一起来，作用大，群众欢迎，干部感到顺手。1990年帮助福建省龙岩地区搞地区规划时也用此法。我们还编了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。钱老曾对我说，把系统工程方法用到农业上来，是一大功劳。这是钱老的倡导之功。我深信，每个县都得这样做。
　　五年中，五个县都作了许多工作，都有不少创造，各个所的专业人员都热心从事试点工作，许多点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水保所在宁夏自治区固原县的实验点（上黄村），实行种牧草养畜，农牧结合，多种经营，当年田纪云副总理考察时就指出，它是黄土高原的方向。前几年遇到该实验站站长，他告诉我，上黄村现在成了为各乡培养干部的地方，还培养出两位副县长，影响很大并继续发挥着作用。
　　日本的田村三郎先生组织一批专家在桃源县与我们合作搞实验，他们也考察了其他点，认为找到了一条农业建设之路。
　　五个实验县的实践，回答了当时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。比如，有人说，这是大推广，没有什么科学价值。其实，这是大综合大协调，十分困难，作用很大，没有它，许多科研成果无法推广，轻视这项工作，正是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重大失误。又比如，农业现代化，重点并不是常讲的四化（机械、水利、化肥、电气），首先应是按自然规律组织农业生产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，而且，各地条件千差万别，决不能一个模式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根据需要逐步四化。通过五年实践，我深深感到，我国农业指导上的主观成分太多，即钱老讲的，不按规律办事，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。各方面的干扰更多，干部调动快，一个将军一个令，一届政府一本经，各干各的，就是最大的干扰，什么好的规划都将落空。这个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危害极大。
　　这项有重大作用的农业现代化实验工作，却被院内一些人称为“李昌项目”，李昌同志一离开，新领导立刻变脸，首先取消了“现代化”一词，说中科院搞不了农业现代化，中科院搞农业实验县与农科院一样，有什么必要，更无优势。我也被逼出中科院（不去农研中心即离休）。一个将军一个令，科研部门也是如此，半路夭折的事大概不会仅此一家。这是我国行政体制上的一大缺陷。
　　就我个人来讲，五年中获益极多。认识了许多大家，他们的许多论点震醒了我，学会按自然规律思考问题，探索无禁区和超越现行政策探索问题...。自己感到思想境界比过去高了许多，脱胎换骨了。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中科院。更令我感激的是，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员至今还和我保持着友谊和联系，继续探讨新问题。
　　二、在国务院农研中心七年，杜老允许我自由行动，本是一名闲员却成了“大忙人”
　　农研中心有一个非常强的政策研究班子，我插不上手。而我关心的要尊重自然规律、生态经济思想、生态农业等等，当时离政策研究范围尚远。杜老宽厚待人，让我自由行动。我成了一个自由兵。
　　这期间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、国土经济学研究会、中国农学会和农经学会的活动我都参加，山东的县域经济研究会、江西的山江湖工程、山西、河北、云南等省级生态经济学会的活动也拉着我参加，活动范围扩大了。我是每请必到，也必讲我的想法和意见，他们的反映是，每次发言都有新东西，因此，不断请我去。我看到的新东西多了，新思路不断涌现。生态经济市试点、生态农业县试点蓬勃兴起，我都积极参加。1986年春，我代表中国农学会带队考察武陵山区（湖北和四川两省部分），初步弄清了山区为什么穷和山区的潜力，是年冬又在现在的张家界市开了一个讨论会（以四省市为主）。以后不断考察研究江西、福建、山西等地的山区，写了一篇“希望在山区”的文章，算是研究山区的小结。对于贫困山区还写了“是财富不是包袱”的文章。山东的县城经济研究会是全国首创，激发了县一级的积极性，八、九十年代，经常请我参加活动，加深了我对县一级经济重要性的理解。这是全国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大问题。山东的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。
　　江西的山江湖工程，对赣江进行全流域综合规划和治理，也是全国首创，中央重视，国际上也极为重视。这是按自然规律认真对全流域的山江湖统一规划治理、开发的典型，而且是当地政府自己逐步认识和自觉实施的，十分可贵，收效也大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到赣南山区考察，结论是“江南佳丽地，北国旧风光”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。九十年代中期再次考察时，十几年前考察过的地方都绿树成荫，一片绿色世界。这使我想到我国南方山区是世界公认的一块宝地的论断。雨量多、气温适宜，作物生长力强劲，只要按科学规律管理，它就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产品。有资料指出，我国山区还有20多亿亩荒山秃岭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利用不合理，山不像山，林不像林的林地也很多，“希望在山区”一点不假。从这方面看，江西山江湖工程的做法和成就，就更值得重视，可惜至今还只此一家。
　　总之，这七年我没有白忙。活动范围大了，特别是山区和老区（大部分也是山区）进入我的思考范围，认识到多山的国家必须把山区建设好。而且我国山区本质是富庶的，穷是现象，是工作失误造成的。山区可以也应该富起来，老少边山不应穷。
　　三、1989年后进入“休闲状态”，但一个新论点引发我的思考和探索
　　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，国务院农研中心被撤销，我和一些人被安置到农业部按退下来的老部长优待，人们希望我们老有所养，安度晚年。实际上，各人都有活动，比如，以边疆同志为主一些人共同推动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，由于下面的劲头很大，我们也就不能停下来。
　　这一年，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（他是一位专攻《资本论》的经济学家，是《资本论》研究会的副会长，又深入研究农业问题）发表了林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观点，认为农林牧副渔排列次序不妥，应改为林农牧渔副，副是加工业，是第二性的，林业应坐头把交椅。明确提出林是人类生存问题，农是人类吃饭问题，农业搞不好会饿死一些人，林业搞坏了则危害人类生存。我长期关心生态环境问题，对这个论点当然十分重视。认为它将在农业战线引发一场思想革命，推动人们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，如我国已面临的环境问题（荒漠化、水土流失、石漠化和污染等），经济建设中掠夺性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，农业方面的小农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等等，还写了文章为之鼓与呼。我还向当时的林业部长介绍过这个论点，希望林业部门研究，他们也请了张教授发表谈话，在报上发表，但仅此而已，张的论点没有进入工作系统。对我来讲，此论影响不小，促使我进一步探索生态环境问题，进一步关心山区和牧区的情况，林业的作用也进一步受到重视，为了吃饭而破坏环境的现象更引起我的思考。最关心的是这个论点没有受到重视和引发大讨论，而是受到冷遇，无人理睬。近二十年一直束之高阁。近年来，山东齐河县的实践活动才使人又想起了这个论点，但齐河的实践者并不知道它。这是一个什么问题？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？是客观规律还是人为因素？耐人寻味。
　　四、进入新世纪，新事物不断涌现，进行新探索，提出林草兴邦论
　　我指的新事物有下列一些：
　　一是农林战线的四个新事物，我写了小文，详细讲了，这里只点一下名，即河南新郑市农业服务体系改革，山东齐河县平原绿化引发的大变化，桑树多功能性与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新途径，把中医中草药理论用到农业的试验。
　　二是内蒙锡林格勒盟引海水到该地区搞盐化工产业规划，淡水成为副产物，用以灌溉草原。该规划虽然尚未进入实施阶段，但这个思路势将引发水利建设的革命。今后我国可以采用东水西送和山区的水尽量自用为主、沿海